用結構性政策解決結構性物價上漲
2011/8/16 9:53:40
國家統計局日前發布數據，７月份全國居民消費價格總水平（CPI）同比上漲６.５％，漲幅比上月提高了０.１個百分點，創出37個月來的新高。食品價格仍然是目前物價上漲的主要推手，７月份我國食品類價格同比上漲１４.８％，影響價格總水平上漲約４.３８個百分點，而其中豬肉價格同比上漲５６.７％，影響價格總水平上漲約１.４６個百分點。
看來，CPI高企的背后有“豬堅強”的很大功勞，不過，與人們面對高房價、高油價的同仇敵愾相比，豬肉漲價似乎更像是一種“人民內部矛盾”，因為，豬肉漲價，城市人負擔加重，豬肉跌價，養豬的農民又會很受傷，菜賤傷農，肉賤也傷農。也正是因此，國家發改委有關負責人日前表示，不能通過大量拋售儲備或者進口豬肉打壓豬肉價格，因為生豬價格上漲，養殖戶得到了實際好處，要從扶植生產的角度，既保護養殖戶，又維持市場穩定。這個思路無疑是明智而理性的，但面對高漲的肉價和物價，如何把握平衡，科學調控，則仍需智慧。
應當看到，當前的物價上漲，更多的是一種結構性上漲，尚不是全面的通貨膨脹。總體看，導致當前物價上漲的原因較為復雜，既有國際輸入性較強、貨幣流動性充裕以及前期自然災害等因素，也有資源性產品以及勞動力、土地、資金等要素價格上漲累積效應不斷釋放的影響。從長期趨勢看，1978-2010年，我國GDP年均增長9.8%，CPI年均上升5.56%。今年上半年我國GDP增長9.6%，CPI上升5.4%。所以，從30年經濟運行的統計結果看，當前CPI上漲與GDP增長仍然處在一個溫和可控的范圍。
結構性物價上漲需要結構性政策來調控，正所謂“缺啥補啥”。貨幣政策作為總量性政策，在消除通貨膨脹的貨幣因素方面應有所作為，但是，如果僅靠總量政策，則難以完全消除漲價因素，還有可能造成誤傷。就如同盡管加息也有利于樓市調控，但如果只有加息，沒有限購令等更具針對性的手段，則樓市難以快速退燒，而且還會影響實體經濟的金融需求。因此，只有采取結構性的調控政策，才能更有針對性地解決結構性物價上漲。
要改善資金流向的結構，消除物價上漲的投機因素。當前的結構性物價上漲，既與一些領域生產短缺有關，也與一些領域的投機之風有關，從“蒜你狠”、“豆你玩”到“糖高宗”等，莫不是如此。近年來，房地產等領域的暴利不僅影響民眾安居樂業，而且也給企業家帶來一種投機炒作的浮躁之風，很多企業家不愿再辛苦經營實業，而是選擇離開實體經濟，涉足房地產，或參與各種游資炒作，熱衷“錢生錢”的游戲。上世紀二三十年代，為應對民族危機、發展民族產業，當時社會上普遍推崇“實業救國”，如今，提倡發展實業的精神仍不過時。國際金融危機已經證明，脫離了實體經濟的金融創新將是無本之木，我們應引導信貸資金和社會資金進入短缺商品的生產領域，鼓勵更多民間資本投資實業，發展生產，踏踏實實地創造更多物質財富，這是遏制物價上漲的根本，也是擴大就業改善民生的有效手段。
要改善國家與企業利益分配的結構，消除物價上漲的稅收因素。上半年統計數據顯示，各地稅收大幅增長，且增幅普遍超過GDP，更超過人均收入，這未見得完全是可喜可賀的事情。不久前有報道稱，中國很多商品的價格已經超過美國，而其背后的最大成本差異是稅負。某種意義上說，政府的稅收也成了物價上漲的推手。一個中國制造的產品，盡管不需要承擔遠渡重洋的交通成本，卻要在國內一路承擔重重收費甚至罰款。有統計數字顯示，1千克貨物從上海運到紐約只需1.5元，而從上海運到貴州卻需要6-8元。也許一些統計尚顯籠統，但一個基本原理卻是確定無疑的--國家對企業所征收的各種稅費，最終都反映在物價上，都是消費者埋單的。而不久前海南離島退稅政策引發的購物熱潮，也給了長期以來在間接稅體制下對納稅渾然不覺的我們一個啟示：原來，如果不收稅，商品可以如此便宜。因此，在全民同心抗擊通脹的條件下，政府在稅收方面應努力做到多予少取，主動減稅，分擔成本。
要改善居民收入分配的結構，分擔物價上漲的成本因素，同時也提高對物價上漲的承受力。當前物價上漲因素中，人工成本上升是重要因素。一些企業存在的用工荒、招工難，其實說難也不難，只要愿意支付高工資，招工就不難。但是，在利潤不增加的情況下，支付高工資就意味著虧損甚至倒閉，而一旦把工資成本轉嫁到商品中，就推動了物價上漲。對于這種成本推動型物價上漲，同樣不能簡單打壓，而應辯證看待。長期以來，我們享受人口紅利，人為壓低工人工資，贏得競爭優勢，這實際上是一種不可持續的發展模式，甚至是一種歷史欠賬，是以犧牲工人福祉為代價的。與此形成鮮明對照的是，中國奢侈品消費趕超美日，成為世界第一，這種分配上的不公當然影響社會和諧，同時也不利于經濟發展，僅靠少數人的奢侈品消費，無法拉動廣大國內市場需求。必須調整財政稅收政策，擴大國內居民購買力，才能真正提振內需。如今，一線工人工資上漲，實際上是一種“補漲”，是在分享改革開放和經濟發展成果，具有道義上的正當性。今后，我們就是要讓勞動力價格在收入分配中占有更大比例，這樣才能實現社會公平和共同富裕。同時，工人工資上漲了，居民收入提高了，還能夠提高對物價上漲的承受力。
早在2010年7月，中央就提出“把處理好保持經濟平穩較快發展、調整經濟結構和管理通脹預期的關系作為宏觀調控的核心”，將管理通脹預期明確納入宏觀調控目標，而彼時，我們才剛剛走出金融危機陰影，可謂未雨綢繆。去年下半年以來，央行連續五次加息，多次上調存款準備金率，對物價上漲早有準備，也早有行動，否則，當前的物價水平絕不會是現在的狀況。最近，面對美國主權債務危機和世界經濟二次探底的風險，國務院常務會議仍強調保持宏觀經濟政策的連續性、穩定性，努力把物價漲幅降下來，可見，遏制通脹的政策并未因形勢變化而搖擺。現在我們所面對的主要問題，是如何調動各種政策手段，“對癥下藥”以結構性的政策調整，來應對結構性的物價上漲。只要政策調整到位，可以相信，“穩定物價總水平”這一宏觀調控的首要任務完全有把握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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