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需走出新自由主義影響誤區
2011/1/12 9:46:24
20世紀末以來，新自由主義對世界各國思潮的影響日益凸顯，其政策主張在國際經濟的實踐中被廣泛運用。受新自由主義思潮的影響，我國一些學者對國家改革發展的政策建議也具有某些新自由主義政策特點。弄清新自由主義的本質、發展與演變，有利于我國改革的推進。
20世紀末以來，新自由主義對世界各國思潮的影響日益凸顯，其政策主張在國際經濟的實踐中被廣泛運用。受新自由主義思潮的影響，我國一些學者對國家改革發展的政策建議也具有某些新自由主義政策特點。弄清新自由主義的本質、發展與演變，有利于我國改革的推進。
主要觀點：新自由主義是指20世紀30年代凱恩斯革命以來出現的復興傳統自由主義的思想。該思想主張自由放任的市場經濟，推崇市場“原教旨主義”、倡導市場自由的競爭和個人主義、主張經濟、貿易和金融自由化與私有化、反對國家干預經濟。
演變歷程：古典自由主義發源于17世紀和18世紀。它的核心思想是：管得最少的政府是最好的政府，其代表人物是亞當·斯密。1929—1933年，資本主義世界經濟大危機對古典自由主義經濟學形成了巨大的沖擊，古典自由主義經濟學的統治地位被凱恩斯主義所取代。然而，仍有經濟學家同凱恩斯主義對抗，主張回到自由放任的市場經濟，反對國家干預，新自由主義就形成于這個時期。在1974—1975年的經濟危機以后，資本主義國家普遍出現了失業與通貨膨脹并存的“滯脹”局面，多年受冷落的新自由主義適應這一需要，在否定凱恩斯主義的聲浪中占據了美英等國主流經濟學地位，自由主義經濟思潮重新抬頭。為與原來的古典自由主義相區別，稱之為“新自由主義”。
影響：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隨著資本主義由國家壟斷向國際壟斷的發展，新自由主義開始從理論、學術轉變為國家政治的體現和意識形態的思潮，成為美英等國在世界上推行全球一體化理論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其標志性事件是1990年出臺的“華盛頓共識”。在冷戰結束和經濟全球化背景下，新自由主義成為當代資本主義的一個主流經濟意識形態。
金融危機及所引發的全球金融動蕩，成為20世紀80年代新自由主義在全球泛濫以來所導致的必然結果，也是美國不斷輸出新自由主義價值觀的必然產物
什么是新自由主義？在經濟學領域中，它泛指經濟學中的市場自由主義思想。新自由主義的特點和主要內容是：市場是充分的自由競爭，因而提倡自由放任的市場經濟；市場經濟是利己的，因而每個人在經濟活動中首先是利己崇拜；市場的調節是“看不見的手”作用，私人活動取代公共行為；市場經濟倡導經濟自由化和私有化等等。國內外關于新自由主義的影響及其內涵一直看法各異，但是其基本思想與核心內容應是有共識的。這就是：新自由主義秉承了資產階級古典自由主義經濟理論，在國際經濟特別是在這次金融危機中走向極端。歸納起來，新自由主義思想的核心內容大致是“市場化、私有化、自由化”和“全球經濟一體化即全球經濟美國化”。
早期的新自由主義只是作為一種理論思想而存在。20世紀末以來，新自由主義在政策層面的影響越來越大，在國際經濟的實踐中得到廣泛運用。最近20年來，伴隨經濟全球化的延伸，新自由主義不斷地以各種方式向全球傳散，使各個國家不同程度地受到這一思想的影響。20世紀70年代以來的“滯脹”，導致新自由主義思想的復活、變異與盛行；20世紀80年代，新自由主義從理論思想嬗變為全球壟斷資本的經濟政策與行為范式，并首先在美國和英國以及一些拉美國家推行；20世紀90年代到國際金融危機期間，新自由主義以“華盛頓共識”政策而被大多數轉型國家所采納。這一波新自由主義的盛行，曾在美國的里根時期和英國的撒切爾時期達到高潮，美國和英國政府不僅僅使本國政策偏向自由放任，同時也利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等國際組織，向世界其他國家施加影響并輸出其政策。
新自由主義從一種思想演變為“華盛頓共識”政策并傳散到各國，是它最大的危害。在最近的20年里，被視為新自由主義思想典型代表的“華盛頓共識”政策，從美英國家蔓延到新興市場經濟國家。它不僅是美英國家大資本階層的利益體現，其本身也反映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在20世紀末和21世紀初的政治主張。正如美國著名學者諾姆·喬姆斯基在他的《新自由主義和全球秩序》一書中明確指出的：“新自由主義的‘華盛頓共識’，指的是以市場經濟為導向的一系列理論，它們由美國政府及其控制的國際經濟組織所制定，并由它們通過各種方式進行實施”；“其基本原則簡單地說就是：貿易經濟自由化、市場定價(‘使價格合理’)、消除通貨膨脹(‘宏觀經濟穩定’)和私有化。”新自由主義學派的一句格言便是：除了通往全球化資本主義外，“沒有任何其他的選擇”。
從俄羅斯轉型初期推行的“休克療法”，到1997-1998年的亞洲金融危機，再到2008年金融危機的爆發和在全球的蔓延，其深刻的國內政策和國際背景，都與新自由主義思想和“華盛頓共識”政策的施行分不開。甚至可以認為，這次國際金融危機的發生，正是新自由主義思潮和政策多年影響和推行的一個必然結果。按照美國紐約大學教授塔布(WilliamK.Tabb)的說法：“新自由主義就其所許諾的目標而言已經失敗了。它沒有帶來快速的經濟增長，沒有消除貧困，也沒有使經濟穩定。事實上，在新自由主義霸權盛行的這些年代里，經濟增長放慢，貧困增加，經濟和金融危機成為流行病。”“華盛頓共識”政策的實踐表明，無論是拉丁美洲國家、俄羅斯和亞洲一些國家與地區，“華盛頓共識”政策的推行都沒能取得應有的效果，反而受到各國各方的譴責與抨擊。我國很多學者對此也有認同。
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后的2009年，正逢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60周年和中國改革開放30周年。在這樣的背景下，鑒于國際金融危機的嚴重后果與反思的必要性，以及中國經濟社會中諸多問題與矛盾的顯露，人們開始關注新自由主義思想和“華盛頓共識”政策對中國改革的影響。在中外一些人士看來，中國是這些國家在實行新自由主義和“華盛頓共識”政策方面的唯一例外，中國一些學者認為其理論政策對于中國沒有產生影響。中國是新自由主義和“華盛頓共識”政策的例外嗎？對此，我們看看國內的一些主要論點。
第一，新自由主義和“華盛頓共識”對中國改革理論產生影響。更多的觀點認為，新自由主義的思想與主要學說被引入中國20多年來，以西方的市場經濟為參照，以西方的經濟理論為指導，改革主流語境中的詞語、概念、定義、方法都來自西方經濟學，其核心理念受到新自由主義思想的影響。自由化、私有化和放松管制等的輸入，對中國經濟特別是對中國經濟改革的一些理論產生較大影響。例如，新自由主義學派的產權理論指導中國產權改革；自由化思想使中國一度放松管制，特別是中國金融監管失利。在我國，也有少數宣揚新自由主義思想的人，認為新自由主義帶給中國的影響是正面的，因而把中國改革成就歸功于“華盛頓共識”。
第二，新自由主義和“華盛頓共識”對中國改革政策產生影響。一些人認為，新自由主義曾是中國學界的主流話語，因為要發展經濟就必須給資本和市場留下空間。在這個過程中，人們往往把資本和市場的作用推至極端，從而影響中國經濟政策，使中國一些政策具有新自由主義的特征與性質。特征之一是主張效率就是一切，資本和利潤是達到最大效率的唯一工具與標志；特征之二是動用政權力量為資本開路，為資本提供方便條件使其利益最大化；特征之三是忽視普通人的權利。當前我國存在的諸多矛盾，比如貧富分化、消費不振以及教育醫療方面的問題等等，恐怕都與前期新自由主義的影響不無聯系。這是把資本的利益推至極端的必然結果。更有甚者，一旦資本和權力相結合，則會產生極端的腐敗。
第三，新自由主義和“華盛頓共識”對中國改革的正反面影響。對于新自由主義和“華盛頓共識”，也有學者從其正反兩方面加以評價。一方面，新自由主義經濟理論之所以能夠誤導很多國家的經濟實踐，在于這一理論包含有合理的成分。正是由于這一理論所具有的合理一面，才掩蓋了其不不合理的另一面，從而被廣為傳播。它們對于中國改革的積極作用被認為是在中國經濟轉型初期，中國政治環境迫使改革者不得不強調經濟自由、市場與資本的力量和充分競爭的精神。對中國改革來說，新自由主義理念中包含著建立現代國家所必須的某些合理制度，諸如個人自由、私人產權、市場制度等等，而這樣的制度在中國尚未確立。對中國來說，市場監管的對象本身還遠不夠完整，中國需要強化監管，更需要構造市場本身；另一方面，如同其他實行新自由主義政策的國家一樣，新自由主義在給中國帶來巨大財富的同時，也使中國出現財富兩極分化，社會嚴重不公、公民權利損失、社會矛盾激增、倫理道德喪失等問題。
本次國際金融危機使我們思考新自由主義及其政策所帶來的各種影響，因為它充分暴露了新自由主義理論、政策和思潮的弊端與缺陷；金融危機及其所引發的全球金融動蕩，成為20世紀80年代新自由主義在全球泛濫以來所導致的必然結果，也是美國不斷輸出新自由主義價值觀的必然產物。對于中國來說，需要在總結國際金融危機教訓的同時，反思新自由主義和“華盛頓共識”對中國改革理論與政策的影響，特別需要關注“國進民退”、貧富差距、社會矛盾等問題，加強政府在教育、衛生、住房、社會保障等公共領域的責任，在繼續推進經濟政治和社會領域改革的過程中，遏制新自由主義和“華盛頓共識”政策的各種不利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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